【专家观点】任增元 高 静 陶禹廷｜面向2035：基于我国学龄人口变动的高等教育资源需求预测及配置策略

　　作者简介：任增元，辽宁朝阳人，管理学博士，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高静，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陶禹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130012。

　　摘要：2024年9月的全国教育大会确定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分析我国从现在到2035年前后的学龄人口状况以及相应的资源政策和发展规划。基于官方数据对我国2024-2040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和资源配置情况进行预测发现，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将呈现倒“U”形发展趋势，社会对办学资源的需求不再是单调递增，高等教育资源的调配任务将比以往更加艰巨。按照预测，2035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将出现资源需求波峰，波峰期相对于2023年需要增加108.33万名普通高校专任教师。而到2040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需求将减少83.75万人，高等教育总投入将减少6461.34亿元，高校校舍建筑面积需求将减少53652万平方米，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需求将减少877.56亿元。基于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需求，可采用以下优化路径：“生源充足时期”应抓住历史机遇，做好高等教育多样化改革试验；“持续攀升时期”应多措并举保持原有特色与缓解供需矛盾；“急剧缩减时期”应落实精简优化的战略方针，通过充分挖掘高校自身人才培养潜力、适时缩减办学规模等方式来积极应对未来人口之变；“战略机遇时期”应瞄准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进行资源配置，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与满足民生需求等重大关系。

　　关键词：人口变动；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一、问题提出

　　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教育资源供需形势的变化[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2]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特征[3]。2023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数量比2022年下降3.9%，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比2022年下降0.52%[4]，这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提出了预警。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表明了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决心，这就必然要求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学龄人口变动背景下，亟须深刻洞察学龄人口变动趋势，以回应“十四五”规划中“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要求，从而在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好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5]。

　　当前已经有研究预测了人口变动对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历年人口调查预测区域学龄人口发展情况，进而提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议[6][7]；另一类则结合特定时期与政策背景对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进行测算，以此推测未来各级教育发展规模与资源配置情况[8][9]124-135。随着我国生育政策效应的不断释放、人口发展形势日益复杂，传统的预测模型和分析框架无法准确把握未来的变化趋势。因此，关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如何应对未来人口之变的研究仍有可优化的空间，本研究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采用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做出前瞻性预测，并探讨2024-2040年高校办学资源需求变动情况，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决策依据。

　　二、2024-204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预测

　　学龄人口变动情况是调整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已有研究阐述了学龄人口规模变动会引起不同阶段人口对教育资源需求的改变[10]。我们要朝着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扎实迈进，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分析从当前到2035年前后的学龄人口状况以及相应的资源政策、发展规划。本文首先通过构建模型对2024-204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测算未来高等教育各项资源需求。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学龄人口是指新增人口中应进入就学年龄的人口[11]，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12][13]，本文将18～22岁的人口作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在不考虑国际迁移的影响下，本文用于计算学龄人口的指标包括全国人口数、出生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3》。

　　（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预测

　　本研究基于对2024-2040年高等教育在学规模的预测探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变化趋势，具体分为三部分：一是对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进行预测；二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行预测，以评估入学比例的变化趋势；三是推算未来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并据此推导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需求的变化情况，从而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参考胡德鑫和王漫的模型[14]，本研究采用2001-2022年出生人口数据来预测2024-2040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

　　在该模型中，Pt为t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PYti为在t年年龄为i的人口数，r1为8岁以前的死亡率，r2为8～i岁的死亡率[15]。参考相关研究[16]，本文将0～8岁的死亡率设定为6‰，将8～22岁的死亡率设定为0.4‰。除此之外，为提高模型计算结果准确性，在计算t-i年出生人口总数BYt-i时，采用邻近两年的人口总数（t-i年人口总数NYt-i和t-i-1年人口总数NYt-i-1）的算术平均值与该年出生率Bt-i乘积的形式。依据《中国统计年鉴》获取2001-2022年人口数据（见表1），并结合上述模型对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进行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24-204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呈现出先平稳发展，后急剧上升，再明显下降的趋势。2034年达到峰值8710.59万人，随后逐年下降，到2040年降至5888.48万人。基于这一变化趋势，可以将2024-2040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平稳发展时期（2024-2029年），该阶段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幅度较小，从2024年的7625.35万人增至2029年的7749.16万人，仅增加123.81万人。第二阶段为急剧攀升时期（2030-2034年）。结合表1的人口数据可以发现，较第一阶段而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出生年份（即2011年）的出生人口总数有明显增长。这直接推动了2030年之后学龄人口的持续上升。同时，在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的推动下，该年出生人口总数出现明显提升，使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在2034年攀峰至8710.59万人。第三阶段为急剧缩减时期（2035-2040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从2035年的8513.18万人下降至2040年的5888.48万人，年均减少524.94万人。依据预测的数据可知，2034年我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达到峰值，2035年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进入下降通道，这种先增后减的变化特征必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以及资源配置情况产生巨大影响。

　　（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测

　　本研究采用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法预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该方法依据预测变量在过去时间序列中呈现出的趋势特征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且要求预测的变量是一种渐进式变化，其数据具有随机平稳性[17]。在具体操作中，可采用线性趋势预测法、非线性趋势预测法（如二次项模型、三次项模型、幂模型、指数模型等）以及有增长上限的曲线模型等多种方法进行趋势外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不仅在纵向上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还在横向上反映该时期内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规模[18]。因此，通过结合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动的趋势特征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估来对高等教育在学规模进行预测具有典型意义。

　　本研究以2004-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基准数据，根据毛入学率随时间的变化特征，构建了线性模型、二次曲线模型、三次曲线模型、复合曲线模型、增长曲线模型、指数分布模型以及逻辑函数模型等七种模型进行曲线轨迹拟合与测试，以确定最优的预测模型。具体而言，将2004-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实际数据代入时间序列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模型拟合与分析发现：线性模型R2=0.972，F=623.441，P＜0.001；二次曲线模型R2=0.989， F=785.443，P＜0.001；三次曲线模型R2=0.996，F=1374.836，P＜0.001；复合曲线模型R2=0.986， F=1297.794，P＜0.001；增长曲线模型R2=0.986， F=1297.794，P＜0.001；指数分布模型R20.986，F=1297.794，P＜0.001；逻辑函数模型R2=0.983，F=1071.256，P＜0.001。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方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各模型的拟合效果均较为理想。然而，通过对比时间序列趋势外推模型的观察值发现，线性模型、二次曲线模型、三次曲线模型、复合曲线模型、增长曲线模型及指数分布模型均超出了高等教育实际可达到的发展上限，因此被排除。最终逻辑函数模型被选定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最佳预测模型。根据该模型，可得到2024-204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基本情况（见表3）。照此预测，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由2024年的63.4%增长到2040年的90.4%，年均增长率为1.69%。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在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呈持续稳步增长态势。

　　三、2024-2040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需求变动趋势与特征

　　教育资源需求预测主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三个方面着手，本研究根据前文预测结果来进一步预测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师资需求、教育经费需求等。

　　（一）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变动趋势与特征

　　学龄人口变动直接影响招生规模与学位需求，最显著的表现便是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变化。结合上述对2024-2040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预测数据，并依据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计算公式[19]：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学龄人口

　　本研究对2024-2040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进行预测，详见表3。结果表明，从变动趋势上来讲，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可分为两个阶段：2035年之前的上升阶段和2035年开始的下降阶段。从生源供给的充分性来看，未来10～20年都可视作生源充足阶段，虽然总体充分，但是部分院校也会有“生源荒”的问题。在上升阶段（2024-2034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呈现逐年扩张的趋势，且增长速度由缓变急。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共同作用。在下降阶段（2035-204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开始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尽管此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保持稳步上升，但由于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骤减，最终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因学龄人口下降而缩减，从2034年的7255.92万人下降至2040年的5323.19万人，此后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阶段性变化受到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量波动的直接影响。如前所述，我国2024-2040年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将经历平稳上升（2024-2029年）、急剧上升（2030-2034年）与较快下降（2035-2040年）三个阶段。在学龄人口的平稳上升阶段，由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提升，尽管学龄人口变化幅度较小，但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依然保持扩张趋势。在学龄人口进入后两个发展阶段时，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整体发展趋势基本与学龄人口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特征。这表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扩张与缩减在很大程度上由学龄人口的发展态势决定，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则在不同阶段起到强化或缓和的作用。

　　（二）普通高校专任教师规模的变动趋势与特征

　　为深入探讨我国高等教育的师资需求并提高预测结果的精确性，本研究将普通高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预测。截至2023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人数已达到206.09万人[4]。依据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中规定的生师比标准（18∶1），同时考虑到近年来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78％左右，本研究对2024-2040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需求进行了预测（见图1）。公式如下：

　　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78%/18

　　预测结果显示，2034年我国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需求量将达到顶峰，预计高达314.42万人。相比2023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人数的206.09万人，教师需求缺口约为108.33万人。在不考虑教师退休等因素的前提下，2023-2034年，我国普通高校每年需新增约9.85万名专任教师才能维持现有的生师比标准。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预计到2040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的需求将降至230.67万人。如果假设2034年前我国能够恰好满足普通高校教师的需求，并且在2034年保持该年教师总量不变，那么到2040年我国普通高校的生师比将进一步下降至约13∶1。这一变化表明尽管随着学龄人口的缩减，未来教师需求也将随之减少，但在短期内师资缺口仍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挑战。

　　通过对普通高校专任教师规模变动趋势的分析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的减少为优化专任教师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如可通过减少冗余教师岗位、加大优质教师的引进与培养力度等方式，助力提升高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然而，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减少也可能导致部分高校可能因生源不足而减少教师招聘甚至进行裁员[20]，进而对专任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高等教育必须规划具有前瞻性的资源配置策略，以应对这些挑战并确保教育质量和教师队伍的稳定性。

　　（三）高等教育经费需求的变化趋势与特征

　　教育经费是支撑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投资。本研究对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和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进行预测，其中高等教育生均经费通过生均经费指数和人均GDP两个发展指标来衡量，计算公式为：

　　生均经费=生均经费指数*人均GDP

　　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我国自2019年起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阶段[21]。参考已有研究，本研究假设2034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指数将降至36%[22]，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教育经费需求进行预测。为便于计算，本研究以2034年的生均经费指数作为关键节点，假定该指数在此节点之前和之后的变动幅度保持一致。具体而言，从2023年起，每年生均经费指数的年均下降幅度为0.42个百分点，预计到2034年降至36%。在此后的六年间，生均经费指数将以相同的速度持续下降，预计到2040年生均经费指数降至约34%。在人均GDP方面，根据已有研究假定，2035年和2040年我国人均GDP年增长率分别为5.12%和4.50%[23]，并假定2022-2034年与2035-2040年两个时段人均GDP年增长率各以一定速率匀速下降，以2022年人均GDP（85698元）为基准测算2024-2040年人均GDP。基于这些数据，我们通过将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与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乘积作为高等教育经费进行预测，从而对未来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进行系统化预测（见表4）。

　　预测结果表明，我国2034-2039年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均在4万亿元以上，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将在2036年达到顶峰，峰值为44869.01亿元。而根据《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764万亿元。因此，如果继续按当前的趋势扩招，2035年前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要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而言，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政策是保障。但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财政条件能否保证这样规模的扩招？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味扩大规模、增加投入，对建设教育强国、服务国家战略是否真的必要？增加的总经费不应平均分配，而应该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先保障关键群体与关键项目。在学龄人口缩减的背景下，高校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设备更新和师资培训，从而提升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高校校舍建筑面积需求的变化趋势与特征

　　为了获得综合的校舍建筑面积指标，本研究参考《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对办学规模超过10000人的综合大学的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指标进行了平均计算，结果为27.18平方米/生；对综合大学以外的高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取5000人规模，其他院校取10000人规模）的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指标则取中位数，结果为28.34平方米/生；最终上述两个平均值再次取平均，得出校舍建筑面积生均总指标为27.76平方米/生。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结果见图2），发现高校校舍建筑面积的需求量在2034年将达到峰值，总面积为201424万平方米。这一需求量较2022年普通和职业高等学校的现有校舍建筑面积（113081万平方米）几乎翻倍。随着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的减少，高等教育所需的校舍建筑面积也随之下降，预计到2040年，总面积将减少至147772万平方米。这一趋势表明，校舍建筑面积的利用效率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关键问题，如若校舍建筑资源配置不当，将会导致显著的土地资源浪费。同时，这也为提升教育设施的整体效能提供了契机。因此，新建与扩建校区要理性、谨慎，须做好充分的预测，高校必须认真审视和优化现有校舍资源的规划与利用，不仅要充分考虑实际的学生数量，还应通过合理的校园布局提升校园环境的舒适度和功能性。

　　（五）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需求的变化趋势与特征

　　仪器设备不仅是高等院校办学的必要条件，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领域重大设备更新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科学研判需求，把钱花在刀刃上”。因此，对我国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需求进行预测不仅有助于提高仪器设备周转和利用效率，还关系到我国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按照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有关标准，综合、师范、民族、工农林医类本科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的合格标准为5000元/生，专科为4000元/生。考虑到2022年普通本科在校生数（1965.64万人）与高职专科在校生数（1670.90万人）之比为1.176∶1，计算得到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标准为4540.5元/生，最终得到我国2024-2040年间的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预测值（见图3）。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拥有量（2023年为1875亿元）远远无法满足2034年所预测的需求峰值（3294.57亿元）。同时，高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面临更新换代的压力，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如何确保仪器设备的先进性和适用性，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此外，随着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的减少，高校在优化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配置方面迎来了新的机遇。通过更加集中地分配有限经费并购置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不仅能够有效提升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基础设施水平，还将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提供重要支持，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四、面向2035：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资源配置策略

　　教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合理的资源配置，只有资源配置到位才能形成战略支撑。仅从人口的倒“U”形变动趋势来看，可以把未来划分为“持续攀升期”和“急剧下降期”两个时期，但是从瞄准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来看，还要认清将来一段时期的深层属性。生源是否充足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极大，从这个角度看将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大体都算是生源充足期。2024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确定了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根本目标，未来10年是能否建成教育强国的决定性的十年，所以未来十年也可以说是战略机遇期。本文使用的“时期”，不是简单的时间与阶段的历史分期，而是试图从多个角度揭示时期属性与特点。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一）生源充足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做好高等教育多样化改革试验

　　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为4763.19万人[4]。据本研究预测，如果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按照当前趋势继续增长，那么到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将达到7210.66万人。王传毅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到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将会增长，按照保守方案会增加约1000万人，按照最大方案则会增加2808万人[9]124-135。也就是说未来十几年都是我国高等教育生源充足的时期，且学生规模也极可能增加1000～2000万人。须知日本、韩国、俄罗斯三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的总和只有1073万人，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四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也只有1103万人[24]。如此巨大的增量规模既是负担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我国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做好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改革试验。教育决策者应该从制度上确认并充分利用这个空前的窗口期，全力以赴开展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评价改革、培养方式的多样化实验。

　　在办学模式方面，要给予新型研究型大学和民办高校足够的办学空间、办学自由。目前，我国本土民办高校在生源分数、就业质量、经费投入上通常落后于公办大学，尤其是远远不如研究型大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办出高水平、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为民办大学提供更多的办学空间，鼓励它们进行大胆的实验和探索。

　　在评价改革方面，目前不同高校的目标趋同问题严重，不仅同一层次大学目标趋同，不同层次类型高校也存在“五唯”的问题。要在未来十年打破“五唯”办学的怪圈，就要真正实施高校的分类定位与分类发展，即便是同为公办研究型大学也要进行分类评价，应继续推动“放管服”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25]。最具有开创性的试验就是充分授权给若干所研究型大学足够的自主权，尝试实行“多投入、少评价”甚至“只投入、不评价”的试验。

　　在培养方式上，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各级学校可以开展诸多改革实验，例如，义务教育阶段“五四制”和“六三制”哪一种模式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普通高校学生培养的“工读结合”模式是否优于传统模式？如何打破现实中产教融合的关键梗阻？在高等教育生源最为充足（竞争最激烈）的几年，能否鼓励考生延迟高考或者高考后保留入学资格3年？这样考生不仅能避开激烈竞争，也可在读大学之前积累一些职业经验。对于高校来说，若能将高等教育规模的“波峰”削平，也可以适度降低扩招的压力。

　　（二）持续攀升时期：多措并举保持原有特色与缓解供需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到2035年我们要建成的是“教育强国”，而非“教育大国”或是“超级教育大国”。我国高等教育在持续攀升时期面临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压力，必须在需求增长和资源供给之间实现平衡发展。面对高校1000万人以上的“扩招规模”，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扩招原则与扩招主体。直接和根本的原则应该看是否有利于教育强国建设，一切政策变动，尤其是规模的变动要服务于、服从于“建成教育强国”这个根本目标。具体来说，如果扩招不利于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的形成，并且会因稀释资源而影响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这种扩招显然不妥。

　　根据预测，未来十年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会呈上升趋势，一定幅度的扩招也是必要的。在持续攀升期，高等教育总投入应更加注重多元化融资渠道的建设，提升资金筹集能力，探索多元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并面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创新潜力的学科和领域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扩招的同时，我们还要稳固各类高校自身特色与优势。每类高校都可以成为扩招的“主体”，所以教育管理部门应综合考量、科学规划、合理调控扩招节奏，让每一类大学都根据自身定位承担各自的任务，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精英型高校依然要严格控制扩张规模，防止资源稀释以保留其精英属性[26]。地方普通高校与民办高校则应承担主要的扩招任务。这样既为应用型本专科高校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又可以帮助研究型大学维持重大战略性研究与创新职能。当前一些高校已经对本科招生专业进行动态调整、优化，在扩招阶段进行专业结构的优化也是一个重要契机。

　　此外，在大学生扩招的过程中要保障质量、优化结构，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支持。2023年我国研究生在学规模仅占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8%[4]，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27]，因此有学者建议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把“提高质量”作为核心与前提，规模扩招幅度和进程要保持理性，绝不能盲目过大。当然，在扩招的同时各省要降低本省学生录取比例，增加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大学生的跨地区交流，促进各民族学生交流、互通。同时，扩招过程中应保持各自大学的定位，实现专业结构、区域结构的优化是扩招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必须服从于立德树人的使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大原则。

　　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过程中还要做好师资预测与配置。一方面，各地要在教师招聘方面分类测算本辖区不同学科的教师编制需求，根据教师未来需求和当前师资存量结构研判编制盈缺状况，并据此估测教师编制的调配潜力[28]。另一方面，应该多方面统筹弹性增加教师供给：首先要通过延聘和返聘制度，充分挖掘银龄教师的潜力，对师德高尚、教学优秀、学术精湛的退休教师以继续承担教学、指导青年教师及参与学科建设等为目的实现再聘[29]。其次，支持高职院校和应用型高校创新教师聘用方式，通过设立流动岗位、编内外同工同酬等举措吸引行业顶尖人才兼职任教，扩大“双师型”教师队伍，以防止在规模顶峰之后出现大量师资冗余与裁员的劳动纠纷。最后，同一城市各院校应协同建立共享优秀师资的制度，以促进交流与学习。

　　高等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以超前布局和系统规划为核心。地方政府需结合现有生源数据和未来发展趋势，准确预测基础设施需求，明确建设重点，慎重新建校区、新建大学，必要时可以将“关停并转”的中小学改造为大学的一个校区、学院。针对校舍和科研设备等物质资源，以高校联盟等为载体促进资源互通并适度放开管理权限，如图书跨校借阅、校舍共享等，定期展开高校合作交流会以推动校际教育实践基地的充分运用[30]。

　　（三）急剧缩减时期：落实精简优化的战略方针

　　高等教育在急剧缩减时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如何实现转化与利用闲置资源、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命题。

　　在适龄生源减少、规模减少的情况下，怎样维系一定的规模呢？第一，可以扩招中年大学生、老年大学生，借此完善终身学习体系[31]。日本政府面对少子化问题，曾提出未来人们将不再限于“受教育－工作－养老”这种单一的生活模式，而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回到校园中接受高等教育或继续教育[32]。也许在将来，我国部分大学要举办中年教育和老年教育，部分大学会成立老年教育学院或者老年康养学院。第二，除了通过突破年龄限制来扩大生源外，建议扩大国际生源规模[33]。这显然要求不断增强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尤其是增强国际通用的理工科专业的实力；同时打造特色化的国际化课程体系，通过开发以英语授课的特色课程吸引海外学生，如中医专业、汉语言文化专业等。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我国出现“生源荒”的时候，世界上也将同步进入生育率低、学龄人口减少的阶段，教育主管部门应未雨绸缪，做好具体规划。

　　在急剧缩减期，部分高校必然会因为生源危机而难以维系。对于“关停并转”的高发阶段，高校如何有序退出也要做出相应的规划，建立合并、合作与退出的成熟机制，避免突然退出而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具体到资源管理，主要涉及四个方面：首先，在教师管理方面要完善教师退出机制，财政部门应设立教师转岗发展和“退出扶持”专项基金，支持教师转向老年教育、社区服务等社会急需的领域；其次，针对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更加注重对校舍、仪器设备等资源的精简优化与高效利用，设立专项基础设施维护与升级基金，以更好应对在生源减少背景下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再次，在校舍资源方面，高校应根据生源减少的趋势进行合理布局调整，通过定期审查校舍的使用情况合理调整空间分配，如将部分闲置校舍改造为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或社会服务中心；最后，在仪器设备方面，应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的建设，通过建立跨院系、跨学校的仪器设备共享平台，促进科研设备的协同使用并减少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同时，也要鼓励校企合作，将校企合作的成果应用于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创新链的无缝对接。

　　（四）战略机遇期，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等重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等重大关系。经过二十多年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民生需求已经得到较好满足，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凸显国家战略。距离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期限还有11年的时间，在这一战略机遇期应该瞄准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进行超前布局、超常规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尤其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优先保障好关键组织、关键项目和关键人群的资源投入。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压力加大，高等教育在未来十几年中极有可能进行上千万规模的扩招，资源集中战略能否实现还难以预测。以政府为主、相对单一的投入模式不利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可能导致我们在关键项目、关键群体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国家战略的推进。为此，有必要继续优化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如果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增幅较大，那么对于增量部分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应该设置“自筹经费”类型，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并更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还有助于治理“水博”的问题。同时，还应优化科研经费的投入结构，以加强对关键群体的支持，我国科研经费的人力支出比例仅为28%，而美国是66%，法国是61%，德国是60%[34]，这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研工作。因此建议提升科研经费中人力支出的比例，以吸引最优秀的本科生攻读硕士、博士，从事科研工作。总之，要始终围绕建成教育强国的根本目标进行科学的资源配置，这样才能早日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在正确把握人口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才能保障这项系统工程行稳致远。因此，本研究围绕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通过测算2024-2040年全国高等教育学龄人口数，进而求得2024-2040年期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需求变化，为此提供了教育资源的规模需求的预测方案，以期保障学龄人口所需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助力教育强国建设。此外，由于本研究从人口变动的角度思考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尽管人口变动本身受到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但也难以排除政治、经济等其他影响因素对人口以及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潜在影响。为更好地对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做出优化，在后续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搜集政策、经济发展等其他维度数据来更精准地分析人口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时也应继续探索未来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变化，从而全面考察学龄人口变动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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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6期P14-24）